父亲的关节炎痛我是知道的，以前痛的时候，父亲就请街上诊所里的医生打封闭针，这样做才能够管上差不多一年，打了几次后，现在再打封闭针也不行了。
父亲是一个退伍军人，小时又是一个孤儿，“八岁失恃，十岁失怙。”在他很小的时候，奶奶和爷爷就相继去世了，留下父亲一个人孤零零地在这样一个世界上。父亲是在他的大伯、我的大爷爷家长大的，那样的年月，大爷爷家自身就非常的贫困，能把父亲带着一起长大，也算很不容易。所以，在那样艰辛的岁月里，父亲吃了多少苦，可想而知！到现在，我就还经常听到父亲提起他少年时候与寨邻中的长者背砂锅、砂缸到纳雍、毕节等去卖的往事……
父亲参军的部队驻扎在老挝，他是一名抗美援老的老兵，他与战友们一起在湄公河畔驻扎了三年，担负着保卫援老工程兵的使命，在部队，还多次获得过奖励。复员后，父亲回到猫场，与母亲成亲，赶过马车、推过豆腐、做过发粑、贩过鸡鸭，这些，都是折磨人的体力活路。
父亲拉马车的时候，我和母亲要参与一起割草喂马，后来因为实在太苦，也挣不了多少钱，父亲就把马卖了，做起了推豆腐卖的生意。那时候，父亲每天把从乡场上买来的黄豆用石磨碾碎后用水泡上，用石磨磨成浆状，然后烧上灶、添上水，再把豆浆放到灶上煮，等煮得沸腾了，母亲就把拴有纱布的摇架吊在屋子中间的楼枕上，用水瓢将沸腾后的豆浆一瓢一瓢地往摇架里舀，利用纱布把豆浆和豆渣过滤开来，过滤后，在纯的豆浆里放上酸汤，一次、两次，豆腐便一块一块白花花的在缸子里荡漾开来……接着将豆花舀进一个个事先铺好纱布的木制箱子里，然后将纱布收紧，盖上盖子，在盖子上压上石头，将水份压干，打开来，就成了一箱箱可以站立的豆腐。
那时候，每到我们家推出豆腐来的日子，外乡的商贩就到我家来收购，所以，我家的豆腐远销马场、牛场等周边乡镇。
然而，推豆腐离不开水，那时候，家乡的石板河水库还没有修好。但为了推出豆腐来，不误周边乡镇的场期，父亲几乎把所有镇子周边仅有几口水井的水都挑遍了。尤其是枯水季节，父亲每天晚上都很少睡觉，为了能挑到水，他每天都选择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出门挑水，把水缸挑满后，没有盛水的东西了，还要挑一挑水放在屋里。
但即使父亲这样起早贪黑，也还是免不了守水、免不了挑不到水，直到现在，我的脑海里还经常萦绕着父亲挑着空空的水桶在家乡猫场镇子周边水井间来回穿梭的身影。
大概是因为难于挑水的缘故吧，还有也是因我家一个邻居贩卖鸡鸭找了很多钱，于是后来父亲母亲便不再推豆腐，而是开始学起贩卖鸡鸭的生意。
记得我大概还是在读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父亲就在家乡猫场周围的几个乡场贩卖鸡、鸭，而最远的一个乡镇是纳雍县的龙场镇，那时候的猫化公路还没有修通，从猫场赶龙场要走天生桥小路，回转大概有六七十公里。父亲天不亮就与其他同伴出发，中午十一二点就到龙场街上，从赶场的老百姓手里把鸡鸭买到后，三点左右从龙场出发，经野麦地，到天生桥，基本就已经是八九点了。从天生桥到山顶的路是旧时来天生桥庙前发誓和还愿的人修的石梯子路，和古驿道差不多，全是上坡路，因此，为了减轻父亲的疲劳，每次到龙场的赶场天，母亲总要在我放学后把我叫上，和她一起到天生桥的桥上去接父亲，为父亲换一肩气。很多时候我们去得早了，父亲还没到，母亲和我就在天生桥上面的坡头上一直等，从黄昏等到天黑、等到夜深，直到看到瓜仲河上天生桥对面的山上有手电向下移动，我和母亲于是知道，父亲来了，然后我们跟着从山上往下走，在桥上接到父亲后，我换下父亲背上的夹箩，一家人又打着手电筒爬坡往回走。
后来，父亲和母亲又做发粑卖，也是赶猫场周边的乡场，也是熬更守夜，异常艰辛……
所以，在一次又一次背着砂锅走乡串寨的路上、一次又一次从猫场到纳雍龙场的路上、一次又一次从这个水井到那个水井的路上，父亲无不负重前行，他的膝关节，应该早就有问题了的，只是我不知道罢了，还有就是因为尚还年轻，所以父亲一直隐忍。
于是我和母亲都极力劝父亲到城里就医，我说可以到中医院试一下中医理疗，比如针灸、火罐等，但父亲死活不肯到城里看病，父亲总是固执地说，这个病，到哪里都是一样的。在我们的一再劝说下，才勉强到老家一个私人诊所进行针灸。
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生活的风雨既磨砺了他坚韧的性格，同时，也使他慢慢的变倔强。只要是他认定的事情，他就轻易不会改变主意。上次村级换届，我和母亲都劝他不要再在村委工作了，六十多岁的人了，可以像其他老人一样，过一下清闲的日子，或者到城里，帮我照顾孩子。但是父亲无论如何也不肯，他说村里的其他同志都还年轻，对村情和社情民意不熟，自己在村里工作了多年，又当过村支书，村里哪家有多少人，是什么性格，田间地块哪家是从哪里到哪里，他闭上眼睛就能数出来，继续留在村里，别的做不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村委领导化解矛盾纠纷……
我记得父亲是1999年当上村干部的，因他在儿时起就经常得到别人的关爱，所以从小就学会了对社会和对别人感恩。因此，在村里，熟悉他的人们都知道，他是个热心肠，街上无论谁家的红白喜事，不管穷家大户，只要请到，他无不尽心尽力，不仅把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而且处处为主人家着想，把主人家交给的钱，每一分都花在刀刃上，从不铺张浪费，因此得到了大家的信任。所以，1999年，在大家的推荐下，父亲是我们所在村长征村的支部副书记、村委会代理主任，后来，又成为支书。
对于父亲当村干部，我是不怎么赞成的， 我一直认为，那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差事，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成天上到天文地理、下到鸡毛蒜皮的事都要村干部去落实，不夸张地说，村干部是拿最少的钱、干最多事的人。也因此，经常都有人不管什么时间都直接跑到我家来找父亲，有要求处理矛盾纠纷的、有要危房改造的、有要低保的……形形，不一而足，但都无不带着怨气。村民们总是认为，不管低保也好、危改也好，什么评议、什么公示，说白了，还不是你们几个村干部的一句话？还不是你们想拿给谁就拿给谁？反正，中央的政策是好的，上面的钱，就是被你们这些乡干部村干部贪污了，就是被你们这些“大嘴老凹（乌鸦）拿吃了”！
因此，坚持原则的父亲，因为低保的事情，在村里的几户条件殷实却又想要危改、低保而不得的人家一次次泼到我家们来都还是得不到后，终于变成了仇人。这些人，走在路上遇到或从我家门前经过，要么公开咒骂，要么指桑骂槐，有家人甚至还经常捏造事实、无中生有地到处写信诬告父亲，以发泄心中怨恨。
但不管这些人怎么对我们家、怎么对父亲，父亲都没有放在心上，这些人家有大务小事的时候，尤其是有红白喜事的时候，父亲还是站上前去，帮忙安排，忙前忙后。
很多时候我总是抱怨父亲，怎么总是上演“农夫和蛇”的故事，老是当“东阁先生”。我觉得，对于不懂得感恩的人，没有必要怜惜，但父亲总是说：“水中打条子，各路归各路。他不会为人是他的事，我们做了，别人会评价。”所以，后来我都没有再劝父亲了。
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怨恨父亲的，记得前次我回家，遇到一个儿时的玩伴，其实，说是玩伴不确切，应该说是“打伴”，因为我们是从小一起“打着长大的”，我被他打，他被我打。后来他去水城接替他父亲当工人，再后来又下岗了，去浙江打工，也找了一些钱。那天遇见，感慨无限，于是我们几个相约去豆腐干摊子上吃豆腐干，谈及往事，都不胜唏嘘。他说，当时，父亲修连接猫场街上到马九公路的那条路的时候，要拆他家的房子，他二话没说，就把房子拆了，并没补偿，只为了可以大家进出方便，更主要的，是父亲去找他做思想工作，他佩服父亲、相信父亲。要是换了别人，他说，他是死活都不答应的。
于是我就不再阻止父亲去帮别人调解矛盾纠纷和帮那些因私反对父亲的人家的忙了。即使父亲和村委的其他同志因到地里帮老百姓砍苞谷杆跌倒，使刚刚有点好转的关节炎再次复发，我都没有再劝父亲，我觉得，父亲当这个村干部，他应该不是为了每一个月混那一千多元的补贴，而是他已经把村干部当做了自己的一种职责、一种使命。所以，我回家后，没有埋怨父亲，只是陪他到五丫寨找那位关系要好的医生拍片治疗，所幸医生说问题不大，但是不能再跌倒了。于是叮嘱父亲，爬坡下坎时要注意，毕竟他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不能把自己和其他年轻人一样看待。
后来，又一轮的村委换届，父亲年近七十，按规定，不能再当村干部了，退下来后的父亲没有再到村委会上班，同时时间也富余了不少，于是我再次劝父亲到县城和我们大家一起居住。但是父亲和母亲依然坚持住在老家，说哪家有个大务小事的可以去帮个忙，加上在农村住习惯了，怕到城里后不适应，父亲说：“连个说话摆龙门阵的人都没有！”看到父亲这样坚决，我也就没有再坚持下去。
于是，没有当村干部了的父亲又把家里的庄稼种了起来，没有当村干部了的父亲依然在每家人的大务小事中都站上前去帮忙，依然在邻里有纠纷的时候去调解……
现在，我也依然在每个周末都回到老家，回到老家看望日渐苍老却一如既往忙碌的父亲和母亲，陪他们看看电视，陪他们到地里看看他们的庄稼，吃他们为我准备的饭菜。